在当下的反腐大业中，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事迹也被重新诠释：据说，某奸商为了拉拢腐蚀国家干部，使出了最卑鄙的手段--性贿赂。雇佣某三陪女为柳下惠同志进行特殊按摩，被柳严辞拒绝。柳下惠同志拒腐蚀永不沾，不愧为人民的好公仆，被授予“中国最正派的男人”称号，并颁发了锦旗和奖状，被组织上委以重任。但是奸商们却卑鄙地造谣污蔑，说柳下惠同志患有严重的性功能障碍症。柳下惠总是不易做的，而美色与权力总是如影随形的。于是，“爱的代价”就来了：“专家称少数干部生活不检点成艾滋易感人群”（《南方周末》11月9日）。

　　正如《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负责人巫昌桢教授几年前在强调惩治“包二奶”的必要性时透露，领导干部腐败60%以上都与“包二奶”有关系，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的人有情妇(夫)。相关部门的调查通报中，断少不了“生活糜烂”之类的判词。眼下就有一例：“原江门市委常委叶启生活腐化并涉嫌嫖娼、收受‘红包’等严重违纪问题被查处”（《南方都市报》11月9日）。这“少数干部”当可以“腐败分子”代之。

　　现实中的贪官与美色更多时候的确是在缔造一种权、色、钱互动的关系：美色在为权力打开欲望之门的同时，也帮它开启了地狱之门；权力在美色这杯鸩酒的诱惑下，病态地敛钱，加快了自掘坟墓的速度。贪官们既然贪钱就必然贪色，贪色就必然是高危人群。这样的推论显然无可疑。

　　虽然专家的看法滞后于公众的普遍认知，属于没有多大技术含量的重复常识，但很有恶有恶报死得其所的警世效果，仍让人觉得精神振奋。这艾滋病俨然一可指望的反腐利器。借世纪绝症进行“自然淘汰”，似乎也不失为消灭贪官的有效方法。连祭文都是现成的：“闻君欠安，其症凶险，诚惶诚恐，顿首顿首……逝者已矣，於乎哀哉，伏惟尚飨。”这中间的省略号，自然有待具体事例填充。

　　当然，如斯尖酸刻薄是要不得的，既不人文关怀，也与防艾治艾的大业有碍。更悲天悯人的做法也有：不妨专设培训班若干，对某个级别以上的公仆定期轮训，进行专门的艾滋病知识普及教育，并将艾滋病知识作为考核晋升的一项内容。他们每年的体检可以增设艾滋病及其他性病的项目。只是如此一来，公共医疗体系将更不堪重负。须先问过纳税人的意见。

　　依据艾滋病传播的职业和群体划分的特点（性工作者、吸毒者等），首次正式提出“腐败分子是感染艾滋病高危人群”的说法，从侧面反映了反腐形势的诡谲多变。防艾治艾大业与反腐倡廉大业接上了头。再次证明，艾滋病不单单是生理上的病，更是社会肌体的一种病。其中有黑恶势力和腐败官员的欢歌笑语以及社会的没落和沉沦，它吞噬着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原则。

　　利用世纪绝症的威慑力警示公仆们应洁身自好当然不失为一种反腐办法。只是，在权、色、钱的互动关系加入艾滋病这一新的元素，腐败分子在恐惧之下是否会更为疯狂？可以预见的是，个人医学顾问将是一份非常有前途的职业。当然，主要是为那些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慷国家之慨，泄个人之生理欲望的公仆服务。加强“技术”培训，防止无谓“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