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戈先生说，由性取向决定的同性恋人群并不能涵盖更外延的MSM人群，同性恋人群的社群活动也不能囊括广泛发生的MSM活动。目前把同性恋人群及其社群活动作为MSM活动的“标本”，是因为社会关注的视角还没有延展到青少年中的同性性游戏，以及流动人口中以同性为对象的性宣泄等层面。而这些层面中MSM活动的发生，不仅扩大了MSM人群的存在，也增大了艾滋病传播的危险。
　　据介绍，正是由于深切感受到了艾滋病对生命的威胁，20世纪80年代末，同性恋人群中的有识之士即把行为干预的宣传由身边的朋友扩展到MSM活动的场所。1997年，北京同性恋人群中的志愿者最早自费开通了宣传热线，以“同伴关怀、同伴教育”的方式宣传艾滋病预防知识。1998年又组织了对艾滋病预防的交流活动。近年来，不仅在北京，在许多城市都有志愿者自发投入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截至目前，国内或自发形成，或由专业机构的专业人员以承担项目方式发动形成，或两种方式并存而形成，MSM人群中以预防艾滋病为目标的志愿者小组活动已经遍及20多个城市。他们或开通咨询热线，或介入MSM人群活动场所发放宣传品、安全套，或配合专业机构发动自愿咨询检测，一些志愿者已被吸纳为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员。由于有多年工作的基础，2003年底北京纪安德康教育研究所承接该研究项目后，10个城市的志愿者热心参与了调查工作。

　　这一人群的志愿者们是怎样开始预防艾滋病宣传的呢？几位最初参与宣传的志愿者，追忆了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工作时的情形：
　　——当时，听到的艾滋病的信息是“艾滋病是同性恋才有的病”，内心非常恐慌。后来从外国朋友那里听到艾滋病可以预防，说白了，就是（在发生性行为时）要戴（安全）套。我们当时想法很单纯，就是把“戴套可以预防艾滋病”的方法告诉更多的人，叫大家别掉以轻心……

　——1989年，我们发现“点”上活动的人特别多，有年轻的教师、干部等，我们觉得这些人要是感染了艾滋病实在可惜。我们几个人（大约有五六个人）决定到“点”上去发些安全套和宣传品。当时的宣传品是我们自己掏钱找朋友印的，就是用普通的纸印的巴掌大的“小传单”。第一次去大家知道的某某公园，是在晚上，黑灯瞎火的，明知那个人是（到“点”上来找人的同性恋），不知道人家会不会接受，特紧张。于是盯住一个模样气质看上去不至于给自己惹祸的，抽冷子塞给人家（安全套），转身就走……

　　——当时，我们做这些事需要承受极大的压力和风险。社会上不理解，“圈子”里的人也不理解。“圈子”里的人认为我们这些人暴露了“圈子”里多年来非常隐秘的一些情况，所以见了我们，躲避是好的，有人还出言不逊，骂我们，嘲笑我们……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多年来，同性恋人群中之所以有一大批人热心于艾滋病防治工作，是由于他们经历了身边同伴被艾滋病夺去生命的痛苦。在所有存在高危行为的人群中，这是惟一真正深刻认识到了艾滋病危害的人群，并有许多人自觉投入了艾滋病预防行动。

　　对艾滋病危害 认知程度高 采取安全措施少
　　MSM人群是一个多元的人群，他们中不乏高学历与社会成功人士，很多人对于艾滋病知识了解得很透彻。而此次调查显示的一个基本情况却是“两个普遍”，即对艾滋病危害普遍认知与普遍没有很好地采取安全措施。

　　据对不同地区的8次现场调查，在138个存在MSM行为的人中，对于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对生命的危害结果，有着较高的认识水平，问题回答正确率几乎100％。而现场调查时他们随时携带安全套、表示一贯坚持使用安全套的，却分别只有16人和11人。对艾滋病危害的认知与其习惯行为方式呈现了明显的矛盾。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矛盾呢？一位调查对象作了如下自述— —

　　我这辈子最窝囊的事，就是到死也不知道是怎么感染的艾滋病。

　　我是学习生物科学的，我对有关艾滋病的知识并不缺乏，而且很具备专业水准。我对艾滋病的警惕性也不算缺乏，比如我很克制，对性行为对象很挑剔，人数很少。

　　问题出在哪儿呢？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自己没有勇气活在阳光下，却又为自己的性取向和性行为包裹产生了盲目自信的不良心态。

　　我虽然从读大学就认同了自己的性取向，也发生过性接触。但我怕暴露，竭力让自己的同性行为隐秘再隐秘，总有一种做贼心虚的恐惧。这么多年来，我是有了自己的手机后才有了可以联系的“同志”朋友。但直到我有了自己的住房，也没有把一个“同志”朋友引进家 门。因为这样的心态，我从不敢去买安全套。尽管我知道安全套可以有效预防艾滋病，但我克服不了心理上的障碍，大大方方地使用安全套。哪怕我和自己喜爱的同性朋友发生性接触了，但在谈论安全套时，我的“鸵鸟心态”仍然作怪，我总强调自己对安全套很生疏。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让人相信我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清高纯洁的同性恋者。

　　我曾幻想寻找一个最中意的朋友结成“一对一”的伴侣关系。我在读研究生时结识了一个做导游的朋友。他的俊朗，他的活泼，他的体贴，像一块磁石吸引了我，他也非常喜欢我。可当我和他在买下的新房中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后，我就心惊胆战地逃走了。因为，我总觉得旁人一定会猜想我们两个帅气的男孩是一对同性恋。

　　这以后，我更加封闭自己，修身养性的格言不知道写了多少。可克制到一定程度，还是忍不住往外跑。因为害怕暴露，不敢去“同志”公开聚集之地，不敢白天去，就在黑暗中乱窜。而且，不敢去买安全套，不敢随身准备安全套，找朋友靠偶然相遇，发生性行为又很少有胆量跟人家去家里或住的地方。黑暗中偷偷摸摸，匆匆忙忙，纵然我对艾滋病有防备之心，也没有一个可靠的环境能从容仔细地使用安全套。

　　我盲目自信，一定要感觉到对方是健康的、安全的。而这种感觉其实不过是出于自己气味相投的判断，判断对方是不是像我一样有“学问”，是不是像我一样“洁身自好”。事实证明，我所坚持的不过是自己封闭心态下可怕的自我欺骗。有朋友说我：“你还是生物学硕士，难道你不知道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从表面看不出来吗？难道你的眼睛能从人家‘品质’的推测中，看到人家身体里有没有病毒吗？”

　　网络发展　对同性恋人群带来多方面影响

　　电子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类社会的信息流通、人际交往开辟了巨大的空间。而网络空间特有的虚拟性、私密性的传播特点，也已深入到了人与人的性际交往的隐秘领域。目前，国内MSM人群有许多以个人主页方式开办的“同志网站”，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4年6月30日，能够顺利打开和时而能打开的，达340多个。

　　MSM人群网络空间的开辟，无疑会对这一人群的习惯行为方式产生影响。那么，网络空间交往对MSM活动的具体影响是什么？其实际性行为的发生究竟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本次调查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减少说”之一： 这些年“点”上的熟人少了许多，一问，都说去上网了。现在上网是一种时尚，好像不上网只往“点”上钻的特别没有素质，特别不懂得享受浪漫，有点儿被人瞧不起。不少人拿自己在网上认识的朋友炫耀怎么谈情说爱，多有文化水儿，双方多么了解，多么投机，好像“点”上认识的都特别老土，不讲情不讲爱，就为了（性行为）那点事儿。我没有经济能力买电脑学上网，听他们说得这么热闹，也想学上网……

　　“减少说”之二：有了网络，我基本上很少到“点”上去。到“点”上既担惊受怕，又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有时转悠几个小时，连找人聊聊天都找不到。我的体会，许多gay（指男性同性恋）不只为（性行为）那事，也很希望找（同类的）人交流。尤其是有好感的，哪怕互相隐瞒（各自姓名、住址、工作单位等情况），也像老朋友一样聊个没完，什么个人隐私都说。有了网络，不用出去，打开电脑就可以聊天，什么都可以聊，百无禁忌。性不就是一时冲动吗？聊到冲动了，又聊到冲动过去了。有时候还真能聊出真情，成为朋友……

　　“减少说”之三： 我住的地方（西南某偏远省份的乡镇）很封闭，17岁时就发生了MSM，那是一个和我同龄的同乡小伙子。用现在的眼光看，他不见得是同性恋，他只是把我当成了女人。后来他结婚了，根本不再理我。我是无意在一个省会城市才发现有同性恋，也才知道自己是同性恋。可我的老爸老妈靠我养活（在家乡开了一家小卖部），我不能离开家。那时候，我总要找借口跑出去。前两年，我学会了上网，我也买了一台电脑，表面上为打字赚钱，其实为上网进网站。上网使我很少再往外跑，而且在家乡认识了好几个很不错的朋友，我们也从网上知道了许多道理，知道了城市里的（MSM人群活动）情况。我不再觉得只有自己是同性恋，也明白了同性恋不是“贱货”……

　　“增加说”之一： 网上最热闹的就是“聊天室”，去勾搭人的，骗的、卖的都到网上去了，比“点”上找人方便，约见面地点和时间都方便。我没见到有多少人只在网上聊天不再出来的。聊起兴头来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还是要往外跑。不少年轻人白天蹲网吧，晚上窜“点”，比以前还疯……

　　“增加说”之二： 有人说“点”上乱，我看“网”上比“点”上还乱。进入“聊天室”，收费的（指男性卖淫者）比不收费的多。有人声明“收费免谈”， 和他聊天的人立即少了许多。还有人在网上讨价还价。有个人对卖的说：“我比你漂亮，技巧好，我不收费，要不要我教你几招儿？”立即有一堆人挤着和他聊天，约地方见面……
　　“增加说”之三：我有段时间也上网，听对方说得天花乱坠，可见面后不是那么回事。我发现在网上能约人的，大多是有了（场所等条件）准备。见面后，满意不满意也要出于礼貌敷衍。要不太不给人面子了。不如在“点”上，两个人都能验明正身，不掺假。遇到个失望的就更想找个不失望的，否则特别有失落感。甚至当天就跑到“点”上再找人，非把这种失落感找补回来。这是“圈子”里的人普遍的心理……

　　人口流动　扩大MSM活动规模和多元走向

      此次调查发现，人口大流动，尤其是偏远城镇向中心城市、乡村向城镇的人口流动中，出现了大量流动人口成员介入MSM活动的趋势。其潜在走向有三个方面。其一，具有同性性取向自我认同的人，从自己居住的比较封闭的地区向开放地区流动。其二，以进城乡村人口年轻男性为主的城市流动人口群落中MSM活动的被动发生。其三，以进城乡村人口年轻男性为主的城市流动人口，与城市MSM活动的接触与介入。

　　据介绍，上述第二种情况比较微妙。因为被调查者一般不承认自己存在同性性取向，也不关注有关同性恋的信息。他们只是在性欲旺盛时期缺乏宣泄渠道，而将同性伴侣作为异性替代发生的性行为。在某大城市，调查人员分别对两个乡镇进城务工人员小群体进行了“背对背”访谈，结果都证实了其内部MSM活动的存在。有关流动进城市的农民工与城市MSM活动的接触与介入情况，在此次调查中听到的说法不一。一说，是城市MSM人群对农民工群体的主动接触；另一说，是农民工群体对MSM活动的主动介入。然而不管谁先谁后，两个群体之间相互介入已是事实。对此，几位接受调查的“圈中人”作了如下评述：

　　——……“圈子”里不少人从那时候起（改革开放初期）就愿意找农民工，认为农民工不懂“圈子”里的事，朴实，少了许多麻烦，而且容易结识。表示点同情，随便请吃顿饭，给点便宜，就行。不少农民工其实长得很漂亮，就是土气。不少“圈子”里的人喜欢他们的土气，觉得可靠……

　　——我觉得不少农民工是被“圈子”里的人带坏了。前些年，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在餐厅当服务员的农民工，才19岁。开始接触时挺纯。可是才过几年呀，这小孩成了MB（指男性同性卖淫者）了，穿得花里胡哨，见面也油腔滑调的……

　　——自从有了外地人，“圈子”里就乱了。从前，某某公园哪里有这么乱，现在里面十个有九个是外地人。他们有的找不到活就到这里来取乐，勾搭人，讹钱。有不少原来的农民工，现在连工作也不找了，就做职业的MB。现在哪个“点”上都有他们，拿腔作调的……

　　男性同性卖淫者一直是我国艾滋病防治的一个盲点。在此次调查中，调查人员将该人群预防艾滋病的认知情况作为调查的一个重点，并获得了第一手资料。

　　在华北、东北4个大、中城市进行的专项调查发现，该群体的组织及活动方式大体有个人的活动、半依附性的活动和依附性的活动三
种。

　　第一种，个人的活动。不依附于任何特定的场所和组织经营者，随意通过各种途径，在各种场所寻找客人，对客人有自主的选择。该群体比较复杂，有着“职业MB”与“非职业MB”之分。“职业MB”一般个人条件较好，也注意拉拢相对稳定的客人，对预防艾滋病有一定的认知。“非职业MB”个人情况参差不齐，虽然以“非职业MB”标榜，但收入的大部分或全部依靠与MSM人群的交往取得。该群体多是不具备同性性取向的流动人口，对艾滋病防范的意识非常缺乏。

　　第二种，半依附性的活动。该群体的活动仍然是个人化的“职业MB”活动方式，与依附性的MB活动情况时有置换。有一些场所的经营者、“妈妈桑”为其充当中介，他们也从交易中给这些中介一定的“好处”。该群体对艾滋病危害认知较好，采用防范措施也比较自觉。

　　第三种，依附性的活动。该群体依附于固定的“妈妈桑”或一些娱乐、服务场所的经营者。他们有比较固定的食宿条件，甚至一部分人还有此外的职业场所和底薪的职业身份。他们不能自主选择客人，其收入要向“妈妈桑”或场所经营者交纳固定比例的提成。其流动性很大，多为不具备同性性取向的流动人口，对艾滋病认知与防范比较取向于“妈妈桑”和活动场所的经营者的认知与态度，而不能一概而论。

　　在我国总体艾滋病防控中，应该将对男性卖淫人群的艾滋病预防干预放在怎样的位置？一位被调查者的自述引人深思——

　　我们（MB）的流动性特别大，在一个地方做上两个月就算特别长久了。这里面的原因特别复杂。怕“官面儿”是一方面。“妈妈桑”的客人是熟人，是坐地户，他们总需要有好的小孩儿。再有，我们也不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是MB。因为我们许多人不是同性恋，也怕更多的人认定我们是同性恋。长得太没模样的不能做MB。我们也都挺招女孩喜欢的，有的早早有了女朋友。有的就是为了能早早成家才做MB。有一些赚了钱还会去找“小姐”，这种事不少。他们是为了给自己找（性取向认同与性行为方式失谐造成的）心理平衡……

　　对MSM人群　实施更科学的艾滋病预防干预

　　毫无疑问，MSM人群及其活动存在着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极大危险。如何对该人群进行更科学、有效的艾滋病预防干预，已经十分迫切地摆在了面前。主持上述研究的童戈先生说，在艾滋病的侵袭和危害面前，我国针对MSM人群进行的行为干预活动已有许多。不论是该人群自发进行的，还是由专业机构专业人员发动组织的，尤其是近年 来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中英性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办公室等 重要的非政府组织，及各级疾控中心发动的社会志愿者的工作，都有了极大的进展。行为干预方法在实践中也有所创新，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如何使我们的行为干预在方法上更有针对性，更能深入推广，更能产生广泛而又务实的干预效果？如何超越其中的障碍？是亟待引起重视的关键问题。否则，我们不仅会在遏制艾滋病传播的时间、精力、资源上出现极大的浪费，也会为不能有效阻止艾滋病传播付出沉重代价。

　　在11月26日举行的座谈会上，戴志澄、邱仁宗、张孔来、李楯、荣维毅、丛中、罗玫等多位医学与社会学著名专家，高度评价国内首个由同性恋人士主导完成的此项研究，以及这一“自己人研究自己人”所具有的独特视角，称赞该研究为艾滋病防控提供了方法学的宝贵资料，并建议将该研究报告产出的针对MSM人群的艾滋病预防干预方法，深化为可操作的“预防干预手册”，而推广到对MSM人群的艾滋病预防干预中。

　　有专家指出，从生物医学的角度看，艾滋病难传播，好控制。但实际上艾滋病没有控制好。艾滋病问题涉及到社会诸多因素。用平常心看待同性恋人群，给每个人更多的空间，让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更为和谐，有利于艾滋病在这一人群中的控制。

　　专家们说，人的行为干预实际非常困难。在艾滋病预防干预中，应该是向干预对象提供健康信息，将不同行为的不同结果提供给他们，由他们自己选择，避免危险行为，而不是以强势对弱势。以平等的态度做工作，效果会更好。

　　近年来的，一直承担着对社会志愿者培训的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罗玫女士，在与同性恋人群志愿者的大量接触中，感受到他们对艾滋病在同伴中传播的焦急，以及他们为MSM人群健康担忧的责任感。她说，开展同伴教育在这一人群中有着很大的优势，这是艾滋病防控的宝贵资源，必须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