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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卫生部首次公开说：“据估算，中国有500万至1000万男性同性恋者。”---这被认为是一个信号：政府对这一群体的艾滋预防极为关注。
   今年8月，央视以《以生命的名义》为题对男同性恋群体进行深入报道，众多媒体随后跟进。有媒体认为，“中国的同性恋开始告别隐秘时代”。
   公开，意味着更能提醒公众。正如已感染艾滋的武汉同性恋者阿古所说，“期望自己的故事能警示更多人”。
   在武汉，市疾控中心计划本月开始进行同性恋群体摸底调查，以便更及时地预防。
   今天我们记录的，是武汉专家、志愿者们在同性恋群体中进行的防艾努力。
   阿古:无知让我染上艾滋
   高个子的阿古（化名）长相英俊，30岁的他虽情绪低落，但并没拒绝记者的采访。向记者介绍阿古的防艾专家说，阿古希望通过自己的故事警示更多人，“这一点非常难得”。
   发现“更喜欢男人”把自己吓了一跳
   “如果我早一点知道艾滋病是怎么回事就好了，如果我早一点知道同性恋很危险就好了。”阿古用低沉的声音，反复说着这句话，思绪多少带着点混乱，他给我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来自农村的阿古，10多岁时就开始喜欢和男生在一起玩。成年后，他和普通人一样：恋爱，结婚。
   婚姻并不美满，“妻子脾气大，性格急躁，吵闹不断”。
   分居后的阿古来武汉打工，寂寞难耐时，开始“找女人”，但还是不开心。
   慢慢地，他发现“自己更喜欢和男人在一起”，这把他“吓了一跳”，认为自己出毛病了。
   痛苦与自责袭来，他无法再工作下去。一天，他从网上得知张国荣去世的消息。阿古说，这时他才知道张国荣也喜欢男人，是同性恋者。
   阿古不再认为自己是个“怪异”的人，他揣了点钱，跑到上海、深圳去散心。
   他发现生活中不少人都是自己的“同类项”---上海、深圳的酒吧里有好多同性恋者。
   与同性发生性行为几乎不用安全套
   在深圳，阿古第一次和男性发生了性行为。“当时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因为对方看上去经济状况比较好、有修养、也很健康”。
   回到武汉，阿古在酒吧和网上认识更多男朋友。“有的朋友感情好一点，在一起的时间就会长一些，有的不过是一夜情。绝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没有使用安全套。”阿古说。
   而这一点也正是他现在最后悔的一件事。阿古摇着头，无奈而痛苦地说：“我也看报读新闻，可每次看到有关艾滋病的新闻时，总觉得艾滋病是件离我十分遥远的事，根本没把它与同性恋间的性行为联系起来。”
   “我喜欢和成熟的、事业型的男同性在一起，他们有的人真的很喜欢我，对我也很好，知道我的家庭情况不好，在知道我经济困难的时候，还经常帮助我。”阿古说。
   大病一场后检查已感染艾滋病毒
   今年5月，阿古病了。“感冒、发烧，浑身无力，病了很长时间才好”，他突然想到：自己会不会染上了艾滋？
   8月，他鼓足勇气来到市皮肤病防治所进行检测。几天后，工作人员告诉他，初检呈阳性。“我当时真是怕极了，可还抱着侥幸心理，希望复查时能被排除掉”。
   幸运之神并没降临到阿古身上。市病控中心的复查结果确认，阿古已感染艾滋病毒。
   他第一时间把消息告诉了在老家的妻子，因为担心传染给了她，更担心传染给儿子。妻子带着儿子赶到武汉检查，幸运的是并没有染上。那天晚上，他与妻子抱头痛哭。
   今年9月，6岁的儿子上学那天，阿古特意赶了回去。“看着他背着书包的背影，真的很高兴。我想活到儿子结婚时，但不知道可不可以。”说这话时，他的眼里闪着泪花。
   正在申请免费药物不想再让别人感染
   现在，阿古已开始有发病的征兆，时常感到浑身无力。他正在申请政府的艾滋病免费药物，准备在江岸区疾控中心的帮助下治疗。
   江岸区疾控中心艾防科戴主任说，阿古很配合疾控中心的工作，比如逐一回忆自己的性伙伴，尽可能协助专家找到他们也来检测。
   此前有性接触的男性伴有80多人，所以阿古也不知道究竟是谁把病毒传染给了他。
   “我希望别人不再感染艾滋病。”阿古说，“我现在还和一个要好的男朋友住在一起，虽然我不敢告诉他得病的事，但再也没有和他发生性关系了。”

  就在受访前不久，阿古和一个餐馆老板因小事争执起来，餐馆老板一不小心把阿古抓伤了，流了血。
   事后，他担心餐馆老板会因此感染艾滋，于是便通知了区疾控中心，请他们找这个老板做体检。
   武汉首开“同性恋门诊”
   武汉市皮防所的一间诊室，成为一些同性恋者信任的“家”，这里同时也在进行着艾滋病监测。
   武汉去年就开始监测
   去年，我市已经进行过同性恋者的艾滋病监测。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周旺说，当时，他们与武汉一同性恋志愿者组织---“朋友热线”合作，在4家同性恋酒吧为数十名同性恋者免费检测了艾滋病，结果发现一人感染。
   “同性恋群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难以接近他们，也很难取得他们的信任。”周旺说，这给预防和监测带来了困难。
   一个被误解的群体
   在专家们看来，这样一个群体长期处于被误解和歧视的地位。武汉市皮肤病防治研究所的李仕梁副主任医师说，同性恋“有罪说”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存在。上世纪80年代，“鸡奸罪”被取消，但随之而来的是同性恋“有病说”，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心理疾病。2001年，新版中国精神病诊断标准出台，明确同性恋并不是一种病态。
   市疾控中心负责人说，根据国外研究，同性恋不是病态，也无须治疗，他们仅仅是性取向与一般人不一样而已。
   然而对预防艾滋病来说，同性性行为却比较危险。市卫生局疾控处负责人解释，同性恋之间特殊性行为方式，使他们感染艾滋病的几率远高于异性之间的性行为。
   “同性恋门诊”已有名气
   武汉皮肤病防治研究所位于汉口武胜路，其二楼一间不太起眼的诊室门口标着“热线门诊”字样，室内背景是一幅彩虹映照草坪的风景画。对于一部分特殊的来访者来说，这里是个安全的“家”。
   这是武汉首个“同性恋门诊”，李仕梁副主任医师是主要负责人。开张大半年来，在武汉同性恋圈子里已“很有名气”。
   李仕梁此前一直从事性病艾滋病诊疗，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朋友热线”的负责人，从此开始接触同性恋圈子。今年，市皮防所申请到国家一个艾滋病监测项目，作为国家的一个监测点，在武汉同性恋中监测艾滋病发病情况。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武汉同性恋者的基数是多少，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武汉同性恋中艾滋病发病情况不容低估。”李仕梁告诉记者，今年他们这个监测点已发现了感染者，但暂时不能公布具体数字。
   酒吧里，“朋友热线”在努力
   志愿者们在酒吧里以做游戏的形式宣传防艾知识、发放安全套，但他们认为比这更重要的是调整好心态。
   李老师和她的“朋友热线”
   不愿透露工作单位的李玉玲老师，是武汉“朋友热线”的负责人。20年前，学哲学的李玉玲开始对同性恋话题产生兴趣，她利用在大学工作的便利广泛搜集资料。后来，她到中国社科院攻读生命伦理学的在职硕士，研究同性恋。
   在北京期间，她认识了国内知名同性恋研究者张北川教授。2000年，李玉玲回到武汉，想一边研究课题，一边为这个群体做些公益服务，但她并不知道武汉哪里有同性恋者。
   正在这时，张北川打来电话，为她介绍了几位武汉的同性恋朋友。在大家的努力下，一条面向同性恋者的热线电话“朋友热线”，在汉口一个小酒吧开通。
   “经过同性恋群体的口耳相传，我们的热线一下子就小有名气了。”李玉玲说，“这时，我才慢慢进入这个圈子，慢慢获得大家信任。听说我是搞社会研究的，他们也都很支持了。”
   现在，“朋友热线”的电话设为13995698112，每周二19时至22时，接受女性咨询，周三、四、五晚这一时段则接受男性咨询。

  女硕士访谈百余同性恋者
   “朋友热线”靠贝利马丁基金会的资助开展工作，在两三年时间里不断有志愿者加入，华中师大研究生曾春娥就是其中一位。
   这位今年毕业的性生物学女硕士，毕业论文即是同性恋研究。她与105位男同性恋者进行过面对面的访谈，以研究该群体的艾滋病预防策略。
   “没人说得清武汉有多少同性恋者。”曾春娥说，“在这两三年时间里，我接触了不少同性恋者，但没有办法摸清武汉同性恋者的基数。”
   曾春娥设计了一份长长的调查问卷，与李玉玲老师一起走进武汉某些酒吧调查，“一般会避开周末，因为人太多，无法进行深入访谈；也不能是清淡的周一、周二，这时酒吧的人又太少了”。
   “很多同性恋者一开始并不信任你，但当他信任你时，又常常会和你说上一个多小时。这样，一晚上也就做不了几个访谈。”曾说。
   曾春娥曾找到一位男同性恋志愿者做自己的助手。原以为男同性恋者之间应该更好交流些，不料，一些被调查对象喜欢上了这位男助手，访谈无法进行下去，曾春娥只好作罢。
   做完105人的访谈，整整花了三个月。
   八成同性恋者认为不易染艾滋
   根据曾春娥的调查，近八成同性恋者认为自己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没有或很低，只有5．7％的人认为自己感染危险有点高。
   多性伴是很多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相当一部分同性恋者本身有家庭。在接受调查的105人中，有37人已婚。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同时与同性和异性保持性行为。
   曾春娥认为，这会使得这部分同性恋者成为一种“桥梁人群”，艾滋病毒很可能通过他们带入到家庭中其他一般人群。
   调查还显示，在同性恋者中，对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的认识很高，达到99％，但经常使用安全套的却只占34．5％。
   志愿者在酒吧里活动
   李玉玲老师现在的“朋友热线”里有十几名志愿者，他们中的大部分本身就是同性恋者，比如正在武汉某高校读研的阿华（化名）。
   阿华说，当他得知同性恋中艾滋病发病率远远高于普通人群时，他感到“很吃惊”，于是就很愿意来这里做义务宣传。
   他们一般会在周末，带上艾滋病宣传资料到某些同性恋集中的酒吧做宣传。“有些酒吧老板不感兴趣，甚至担心影响生意，也有些同性恋者会在我们做宣传时起哄，但经过耐心解释，大多数人还是可以接受。”阿华说，“有时我们会采取做小游戏的方式进行，然后发送安全套---因为是免费的，不少人也会接受。”
   除了同性恋酒吧，他们也会到一些有同性恋者聚集的路段发放资料和安全套，这样的工作志愿者们坚持两三年了。
   比安全套更重要的是心态
   从事同性恋研究的李玉玲老师认为，比安全套更重要的东西是：同性恋者要调整好心态。
   “相当一部分同性恋者对生活很失望，有些人会对我说，‘得不得艾滋病反正都过不好’。”李老师说，“这种心态下即使获得免费安全套可能也不会使用，防艾滋病又从何而说呢？”
   市疾控中心负责人说，绝大多数同性恋者在主流社会的压力下不得不伪装自己，甚至会结婚生子，但他们仍然会因此而痛苦。
   李玉玲认为，在发放安全套和宣传防艾知识的同时，也应当呼吁人们关心、宽容同性恋者，让他们珍视生命，这样才能使他们自觉地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